主体间|心理治疗情境的双向性

从海因兹 科胡特创立自体心理学的那一天起,意味着在心理咨询领域,出现了一次转折性的演化和发展,他把心理咨询的单人取向,推进到真正的双人取向;他有关“自体客体”这一创造性的概念,把精神分析从现代,带领到了当代。

经典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在心理治疗的情境中,咨询师的位置是中立的,态度是节制的,自身通过个人体验,或自我分析,是对自己的移情已经进行过处理,基本是干净的,纯粹的。

在此基础上,治疗情境中所呈现的问题,基本上都可以看作是来访者的问题,是来访者的移情。也就是说来访者在和咨询师的互动过程中,自动化地转移了和以往重要他人的关系模式,包括情感和观念;所以这种转移是扭曲的,夸大的,是错误的,需要矫正的。

正是对这种移情的修通,才使来访者放弃掉固着的幻想,而真正看到自己和咨询师间的真实的关系;从而帮助来访者回到现在和现实,有机会发展自我的功能和适应能力。所以,经典精神分析的结论是,对神经症的治疗,是间接地通过对“移情神经症”的治疗而达成的。

这一假设,曾经对心理治疗的发展,起到过革命性的作用。除了对既往创伤影响一个人心理发展的重要性给予了肯定;同时,潜意识地涉及到了关系的重要性,冲突是在关系中形成的。

之所以说是潜意识地,是因为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家并没有把关系的视角延伸到心理治疗情境中,它只是强调了过去的重要性,而没有继续关注当前治疗情境中关系的本质和核心。

这样的假设其实是说,来访者是有病的,病是他过去的经历造成的,与他面前的咨询师是无关的;咨询过程中出现的对咨询师的爱恨情仇,与咨询师无关,是上文提到的“移情”;咨询师的工作就是要帮助来访者觉察他自己的“移情”,探索自己的病根儿,然后修通自己的冲突,放弃掉幻想,接受现实的真相。

这意味着咨询师就是一名专业人员,像普通医疗模式中的医生,自己经过专业的训练,掌握了专业的结构化的知识,拥有诊断病症并治疗病症的专业权利。

我大学毕业后曾经在高校里讲授过医学心理学和医学伦理学,记得那时的教材中就曾经提到过医学的模式需要从生物医学模式转向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觉得这种模式的转变并没有明显地发生,这是导致当前医患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一个病人,在没有见到这个医生前,她/他的病可以说与这个医生无关,但当她/他见到了诊治的医生后,她/他的病就和这名医生有关了。因为所谓的病,从始至终都包含着心理因素的影响和转化,当病人和医生相遇后,她/他心理因素的变化必然会受到诊治医生的影响,而这一直被普通医疗模式所忽视。

说回到心理咨询,如果咨询的情境继续按照经典精神分析和自我心理学家的理解和进行实践操作,几乎会遇到同样的困境和障碍。这将及大地限制治疗的展开和效果,延缓,甚至阻碍对来访者的帮助,严重的,还会造成因心理治疗而给来访者带来的伤害。

从海因兹 科胡特创立自体心理学的那一天起,意味着在心理咨询领域,出现了一次转折性的演化和发展,他把心理咨询的单人取向,推进到真正的双人取向;他有关“自体客体”这一创造性的概念,把精神分析从现代,带领到了当代。

罗伯特 史托罗楼的主体间系统理论,更是延续的科胡特这一部分的发现和领悟,进一步地把精神分析引领向未来。越来越深入地探索到了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的核心地带,越来越多地发现了传统理论的盲点,揭示人类精神世界更核心的需要和本质。使心理咨询实践,也变得更丰富多彩,令人着迷。

其中,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在心理治疗情境中的双向性。其中的一个维度是心理咨询师在治疗来访者的同时,也被来访者治疗。治疗是双向的,而不是传统模式所认为的,是单向的,仅仅是咨询师在治疗来访者;咨询师在帮助来访者的同时,也被自己所体验经历的治疗情境所帮助,就像儒家文化所发现的“教学相长”的现象。但这样的维度之所以长期没有被明确和承认,是因为传统精神分析理论以孤立主义哲学为内核的理论思想局限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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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我在看电影《我不是药神》时,和当场的有些观众一样,潸然泪下;感动,感慨,感叹。我想这么多的观众被感动,它一定是触及到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和需要,产生深层的扰动和共鸣。这样让我联想到了在所有关系中的双向性,也间接地印证了心理治疗情境中的双向性。

影片的主人公陆勇,原本是一个精神萎靡,市井功利的失败者。一心想发财,倒卖印度神油,但也没有成功地忽悠别人。整天被人催要房租,职业毫无尊严可言。作为一个儿子不能为年迈的老父亲解决治疗费用;作为一名父亲,也基本无力承担抚养儿子的责任;作为男性,在他前妻的眼里,根本不是一个男人。这是一个典型的世俗眼中的失败者,一个在精神上充满了幻想,但在现实中又虚弱无力的心理脆弱者。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白血病人这个群体,了解到了他们对某种药物的迫切需要和难以承受高昂药价的窘境,于是他开始为这个群体走私产于印度的仿冒药物。

他最初的动机并不是要帮助这个弱势群体,只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计,满足自己的欲望,获取自己个人的利益。因为他的行为符合了白血病人群体强烈和巨大的需要,陆勇发财了,他的财务困境摆脱了,财源滚滚而来,他个人发财的梦想似乎实现了。

但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一群站在生死边缘的人,他与这群人发生了深度的情感交融。除了经济上的收入,他在心理上精神上也获得巨大的回报,他被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尊重。他心理上的自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在这个过程中,陆勇的精神世界逐渐发生了转化。

自尊的提升增加了他的自信,周围人对他的接受,感谢,深度的情感共鸣,给他提供了心理的动力和能量。当他有能力开拓正当合法的事业后,他反过来无偿地,甚至赔着钱继续走私廉价的仿冒药物,冒着坐牢的的风险去帮助这些急需帮助的病人-这些让他获得了尊严和人生价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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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真的坐在了囚车上,接受法律对他的惩罚的时候,迎接他的不是鄙夷和唾弃的嘲笑,而是沿途站满的生者和逝者对他投来的感激和敬畏的目光。他并没有任何的失落和沮丧,反而是内心充满感动和无限的力量,沐浴着浓浓的情感洗礼和拥抱。

从一个不务正业,婚姻失败,承担不起做儿子和父亲责任的低自尊者,到一个被众人感激支持,甚至具有悲壮的英雄光环的高自尊者,这个过程,正如影片所呈现的那样,就这样自然地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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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勇的牺牲和高尚,并不来源于他宗教式的自我救赎,也不来源于世俗道德教育的训诫,而是他发自内心的情感需要。在他眼里,他并没有做出牺牲,他心甘情愿地为那些和他建立了深度情感连接的人付出和奉献。他在提供帮助别人的同时,他也被帮助了。他的奉献基于他对周围几个病人深度的主体间的情感同调和共鸣,“士为知己者死,为悦己者容”,当他获得了这种情感上的归宿,现实上,他的勇气也就增长起来。

死亡的临近和压迫,会让靠近它的人放下自己的防御,更真诚和更容易地表达自己内心深处情感连接的需要,以及对帮助和支持的需要。“其人将死,其言也善”;当陆勇面对这样一群情感更暴露,需求更基本,对他人支持的需要更容易表达,对情感连接的需要更直白的人群,他的情感需要也被激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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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病人对生命的渴望,以及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也及大地感染了陆勇这个心理缺乏动力的人。就像当代自体心理心学中的有关前缘(leading edge)这一概念,白血病人群体对生命的渴望和奋斗,激活陆勇心中的潜伏着的渴望和激情。

在心理咨询的情境下,来访者对健康生活的渴望以及为此做的奋斗,其实是同样强烈的,它如果被识别和被咨询师承认,那就会彻底改变传统精神分析对咨访关系的看法,会让咨询师和来访者的地位更平等,对来访者更加地尊重和易于理解。基于这个基础上的情感同调和共鸣,才会逐渐地发生;作为深层情感连接的表层反馈,才会在行为上,双方都有所奉献和改变。

深度的情感连接,同调,和共鸣,才是陆勇改变的关键。同样地在心理咨询中,来访者的改变,也是基于和咨询师深度的情感连接。彼此的情感理解和共鸣,会促进双方的心理世界的展开和心理能量的释放,而作为结果,我们一定会看到来访者的改变,也一定体验到作为心理咨询师的职业尊严与回报。

心理咨询的情境,不再是一个单向的偏执的调查,而是双向的引领和推动;当咨询师放下了作为防御一部分的专家身份,才有可能与来访者在越来越深的内心世界相遇。当他们的情感产生了交融和共鸣,在心理咨询室里,会出现一道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