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论文】Allen Siegel:理论是个人化的(四)【完结篇】

Allen Siegel博士是SPEP体系优秀导师,在2020年度连续案例督导课程开始之前,我们与大家分享他的论文《理论是个人化的》。

Allen Siegel博士曾是科胡特的来访者,拥有50多年的临床经验。他曾是一位精神科医生,从弗洛伊德的出发之地一路走来。让我们跟随Allen Siegel博士一起,开始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的英雄之旅吧。

理 论 是 个 人 化 的

Allen M. Siegel, M.D.

Chicago, Illinois

发表于《纽约科学院年鉴》,2009

(接续前文)

当前的理论选择

  与此相对地,我的咨询方法依据的是海因茨·科胡特详尽阐述的自体心理学理论,既不是为了去挖掘“真相”,也不是为了聚焦于防御。相反地,我学会了去倾听自体的状态。它是内聚的、破裂的、耗竭的,还是平衡的?这个人生命中的发展性元素是什么?它们如何为这个人被阻断了的自尊成熟提供帮助呢?



  我亦没有将分析氛围视作一种剥夺和距离。相反地,我认为分析工作是在一个由分析师与病人共同创造的空间里发生着的。这是一个我们各自进入、并且一起登场、共同创造的空间。我们都将各自的历史、情感、力量与缺陷带入了这个空间。我们现在知道了,在一个所谓的“干净”、未受搅扰的领域中对病人进行“研究”,是不可能的,因为观察者总是会影响被观察者的(Kohut 1977),而且一个涵盖了这个领域交互性质的理论(Stolorow and Atwood, 1984, 1987)也这样论证了;于是,我将注意力放在了这一场交会对病人与我双方所带来的影响。我观察自己在这个共创的情境中的内在反应,并且将它们当作关于病人以及我自己感受与状态的一个重要的数据材料来源。无论我决定与我的病人分享或是不分享我的内在反应,我都会将我的内在反应作为一个数据材料来源。



  科胡特关于自尊的观念、他对于自恋成熟路线的细致阐述、以及Stolorow对人类话语的持续交互性的强调,构成了我看待我的病人与这个世界时所使用的三棱镜。我相信我的病人与我都受益于科胡特与其他自体心理学家给予我们的人性观。

自体心理学与人类情境的相关性

   一个关于人类动机的强有力的理论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心理治疗的理论基础。它中肯地解释了在艺术、历史、哲学、宗教以及文化中所表达的各种各样的人类现象。为了证明自体心理学之解释力的丰富性,我想分享一个关于攻击与战争的简短研究,那是1932年,在由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发起的、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之间的通信中所表达的(Freud, 1932)。我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它与当今世界具有适时的相关性。

这一次书信往来开始于爱因斯坦,题为“为什么战争?”他邀请弗洛伊德“坦率地交换(关于)文明必须面对的所有问题中最迫切的一个。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是否有办法将人类从战争的威胁中解救出来呢?众所周知,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这个问题已经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成为了事关文明之生死攸关的问题;然而,尽管人们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但是对解决之道的每一次尝试都以令人遗憾的失败而告终。”(Freud, 1932)

在写给弗洛伊德的第一封信中,爱因斯坦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暂时性的想法:“这些因素中的一些并不难找到。对权力的渴望是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典型特征,这会对国家主权所带来的任何限制都产生敌意……然而,即使这个答案也不能给出一个完全的解决方案。由此而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何这些手段竟这么成功地唤起人们如此狂野的热情、甚至不惜牺牲他们的生命呢?只有一个可能的答案。那就是,因为人类的内心具有一种仇恨和毁灭的欲望……也许,这就是我们正在思考的所有因素之复杂性的症结所在,一个只有人类本能的学问专家才能解开的谜团。”(Freud, 1932)

在对爱因斯坦作出的回复中,弗洛伊德表述了他的核心生物学原理,并且坚持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通过使用暴力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是一项基本准则。这在整个动物范畴都是通行的,因此人类没有理由将自己排除在外。”弗洛伊德继续说道:“你对于如此容易就可以使人们对战争产生热情的事实表示诧异,并且你猜疑这是由于他们内心有某种东西在起作用(仇恨与毁灭的本能),这仅仅部分解释了好战者们的努力。再一次,我只能表达我的完整观点。我们相信这种本能的存在,并且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一直在研究它的表现特点。”(Freud, 1932)

弗洛伊德重复了他关于攻击本能及其在战争中的根本性表达的生物学论点,他说道:“那么,就我们眼前的目的而言,这基本上遵循我前文所说的:试图去除人的攻击倾向是徒劳的……为什么您与我以及许多其他人们如此激烈地反抗战争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像生命中其它许多痛苦的灾难中的另一个来接受它呢?毕竟,这看起来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具有充分的生物学基础,并且在实践中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Freud, 1932)

弗洛伊德指出战争的必然性是生物学的终极表现。他也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战争,他断言战争是人与人之间权力差异的结果。然而,当弗洛伊德在生物学与社会学观察的基础之上对复杂情感状态给出诠释的时候,他也给他的理论带来了一个严重的认识论问题。这些观察无法为他提供他所需要的数据材料,以此进行恰当的心理学观察,并得出恰当的心理学结论。我在前文谈及这个认识论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在本文中极其重要,所以我再次谈到它。

弗洛伊德指出:“观点并非科学的基础,一切赖以存在的那个基础唯有观察(that foundation is observation alone)。”(Freud, 1914)确实如此。然而,科胡特告诫我们不要将基于不同模式(modes)的观察混为一谈。他尤其担心的是,将以共情性沉浸方式获得的观察结果为基础的心理学理论,与以对外在世界的观察结果为基础的生物学及社会学理论混合在一起(Siegel, 1996)。

科胡特坚持认为,科学家们是通过使用感觉器官及其在实验室里的各种延伸(即各种各样的科学仪器)的方式,来研究物理世界的。他问道,对于精神分析观察而言,什么才是合乎情理的领域?如何在这个领域中收集数据材料?(Kohut, 1959)对科胡特来说,人类的内在体验,诸如思想、愿望、感受与幻想,便是精神分析师所寻求的适宜的数据材料;但是,这些内在现象并不占据空间,因此无法被直接地观察。那么精神分析师是如何调查内在世界的呢?科胡特坚定地回答,内在世界的内容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可以通过内省得以了解自己的内在世界(Siegel, 1996)。

那么,精神分析的观察者如何得以了解另一个人的内在体验呢?科胡特在此处的答案是,共情(被定义为间接性内省(vicarious introspection))是精神分析收集数据材料的工具(1959)。他坚持认为,分析师反思他或者她自己当病人在场时的内在体验,从而获得对于病人正在进行着的体验的感知。例如,一位女人来到咨询室,她的分析师在她进来之前感觉是很好的,很开心;但是现在却感受到一种无法抗拒的悲伤,甚至这位女人还没有开始讲述她最爱的姨妈突然去世了。这位女人以非言语的方式将她的悲伤传达给了她的分析师;作为一种回应,分析师通过与这位女人的情感共鸣而感受到了悲伤。这些数据材料就是以分析师的共情为工具而收集到的。科胡特坚持认为:“只有当一个体验或者行为是通过内省与共情而被观察到的时候,才能称之为心理学意义上的。任何其它的观察模式都不是真正心理学意义上的,而是在生理领域中的……”

弗洛伊德未经阻碍地、但是却错误地将达尔文对于生物界攻击性的观察纳入了他自己的心理学理论之中。生物学将战争诠释为攻击本能的表现,认为战争是与生俱来的生物攻击性不断产生且不可避免的衍生物。尽管这个非心理学的、生物社会学的观点听起来很有说服力,并且甚至被诸如爱因斯坦与弗洛伊德这样的心智所支持;但是,这是基于通过对物理世界的观察而收集的数据材料,而不是基于通过共情式收集方式所获得的内在世界的数据材料。这是弗洛伊德的认识论问题的核心。

当共情成为该领域的数据材料收集工具的时候,关于攻击性与战争的理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数据材料收集者,由一个从体验外部进行观察的人,转变为一个从体验内部进行观察的人。一旦立足于攻击者的体验内部,愤怒就变成了一种更丰富的、多层次的、更复杂的人类事件。当愤怒不再被理解为一种原发的、生物学的、如同基岩一般的行为,而是代之以共情的视角来看待时,那么愤怒就几乎总是可以被理解为自恋受损的产物。无论是在个人关系中,还是在临床实践中,我从未获悉任何一个狂怒的人,在愤怒之前未曾受到情感上的伤害(Kohut, 1972)。自恋受损之后愤怒随之而来,这样的动力似乎十分普遍。它存在于Hatfields家族与McCoys家族之间的西西里的血仇之中5,并且很可能存在于整个地球上交战的人们当中。

对弗洛伊德来说,俄狄浦斯神话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是在那里,他找到了双重驱力理论的验证。依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俄狄浦斯杀害他的父亲是先天生物攻击性的表现,而与母亲发生性关系是类似的先天性欲的表现。然而,弗洛伊德被他在理论上的需要所蒙蔽,忽略了这个故事里一个极其重要的动机元素。尽管俄狄浦斯最初并不知道他终将会知晓的那个可怕真相,也就是正是他的父亲将他一辈子流放在外;但是正如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那样,我们与弗洛伊德都知道这个真相。弗洛伊德由于受到其特定的理论视角的限制,无法共情这个孩子所遭受的深深伤害,正是他的父亲最初对他的遗弃造成了整个悲剧的发生。即使在这里,在弗洛伊德用来定义的神话中,我相信共情的视角也引入了一个比弗洛伊德将愤怒视为原始生物动力装置更深刻的诠释角度。

神话故事是一种文化试图传达其对于人类情境的理解。作为隐喻,它们受到诠释的影响,而诠释因理解神话时所使用的特定透镜而被着色。弗洛伊德的透镜将愤怒、暴怒、攻击与战争仅仅看作是生物学的给定,看作是人类情境中一个固有的部分。为了证明自体心理学丰富的解释力,我描述另一个古老的神话故事,来揭示其悲惨的、忍耐的内在结构。我说的这个神话就是亚伯拉罕(Abraham)圣经故事中的一部分。

故事是这样的,亚伯拉罕与他的无法生育的妻子莎拉(Sarah)哀叹他们没有子女的命运。上帝听闻他们的悲伤,就派了一位天使来告诉莎拉,事实上,尽管她现在已经年老了,但是她仍将怀上一个孩子。于是莎拉奇迹般地怀孕了,生下了她的儿子以撒(Isaac),他将继承亚伯拉罕的遗产。几年之后,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未经考验的忠诚,命令亚伯拉罕将他唯一的儿子以撒祭献于远山顶的一个石坛之上。亚伯拉罕响应了上帝的命令,与以撒一同跋涉到摩利亚山(Mount Moriah),这是上帝为这次祭祀选定的地方;亚伯拉罕毫无异义、毫不犹豫地将以撒捆绑起来,为祭祀的过程作准备。就在最后一刻,上帝派了另一位天使前来阻止亚伯拉罕,让他杀死了一头山羊来替代以撒。

这个恐怖的考验,就是所谓“捆绑以撒(binding of Isaac)”(希伯来语中的Akeida),在犹太人的传统中,这成为了亚伯拉罕对上帝无条件忠诚的典型英雄故事。然而,这个故事远比这个传统的表述更为复杂,因为以撒并不是亚伯拉罕唯一的儿子。尽管亚伯拉罕只有一位妻子莎拉,但是他还有几个妾;其中的一个是夏甲(Hagar),她怀了一个亚伯拉罕的儿子。当以撒出生的时候,那个名叫以实玛利(Ishmael)的孩子大约八岁。在以撒的割礼仪式6上,莎拉注意到以实玛利在嘲笑婴儿以撒。莎拉害怕以实玛利终将会成为以撒的敌手,于是将以实玛利的无礼行为告诉了亚伯拉罕。她说服亚伯拉罕那是以实玛利的原始本性。她据理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实玛利只会变成一个越来越麻烦的人,并且建议亚伯拉罕将夏甲与以实玛利一起流放到沙漠中去。莎拉一举两得地除去了两个敌手。

夏甲与以实玛利再也没了音讯。但是,我们听说以撒延续了亚伯拉罕的血统,他的后裔成为了大家所知道的不同人种,诸如希伯来人、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以实玛利的后裔成为了阿拉伯国家。

如同俄狄浦斯神话,以实玛利在遗弃了他的父亲手中所受到的伤害没有被治愈。与弗洛伊德将暴怒视为一种基础性的、生物本能证据的观点相反,自体心理学始终敏感于自恋暴怒背后的自尊感问题,以此可以理解阿拉伯人深刻的屈辱感与渺小感,以及随之而来的世世代代的复仇愿望。

在六世纪时一个新的神话故事被创造出来之前,这个由以实玛利的创伤所引起的代际伤害与报应的故事在阿拉伯人的精神中始终不衰。在那个新的神话中,亚伯拉罕的上帝,即阿拉伯语中称之为安拉(Allah),传送了古兰经(Quran):“上帝确切话语的最终、无误、直接且完整的记录,被天使加布里埃尔(Gabriel)带下来,并坚定地注入他的最终先知与信使穆罕默德(Muhammad)的心中。”(www.freekoran.com)依据这个神话故事,穆罕默德是包括摩西与耶稣在内的预言中的最后先知。穆罕默德既不会阅读也不会书写,他将印刻在他心中的古兰经背诵给他的同伴,然后他们最终将古兰经记录了下来。然而,在自恋伤痛持续上演的传奇故事中,古兰经的作者们回忆起了亚伯拉罕对以实玛利痛苦的放逐。在他们的神话故事里,他们重新书写了Akeida(“捆绑以撒”)的故事,不是以撒,而是以实玛利作为亚伯拉罕的那个特别的在摩利亚山被献祭的儿子。

随着摩利亚山被所罗门选择来建造他的耶路撒冷圣殿,这个复杂的故事迂回曲折地继续着。以撒的祭石成为所罗门选作竖立一座被称为“至圣所”(“Holy of Holies”)的地方,这是用来放置约柜(Ark of the Covenant)的建筑。在犹太神话中,除了所罗门神庙之外,曾经并且现在再也没有比它更神圣的地方了。

但是,这个伤害和报复的故事还未完结,在伊斯兰神话中描述道,穆罕默德骑着一匹长着翅膀的马,飞到了以撒/以实玛利的祭石上,并从那里升入天堂,在那里真主安拉给了他伊斯兰信仰的五大信条。然后,他前往麦加,将这些信条传给了他的子民。为了纪念古兰经版本中的亚伯拉罕考验,建造了伊斯兰世界闻名的建筑“圆顶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用以供奉有争议的以撒/以实玛利祭石。

对我来说,这些古老的神话故事中的暴力轮回所讲述的是,伤害及其对复仇的呼唤,无论是通过冰冷的寡言沉默,还是通过彻底的毁灭性战争,都是人类情境交互作用着的心理的一部分。从自体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攻击性被理解为是反应性的,而非原发性的。虽然战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弗洛伊德与爱因斯坦所悲叹的那样;但是,人们如何看待战争将会带来巨大的不同——是将战争视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所具有的、原发的、无法改变的特征,还是将战争视为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层面上对自恋羞辱的一种继发性回应。自体心理学理论承载着希望,尽管渺小,但是如果政治家们能够领会自恋伤害的内在及交互的重要意义,那么他们可能可以找到结束甚至避免战争的外交途径,而不是重复着在战争是不可避免观点中所固有的、无休无止的死亡与毁灭的循环。

对我来说,自体心理学对于人类情境的理解是丰富而充实的。因为它是通过共情所获得的,所以它贴近人类的体验,有助于解释在这个世界上、在我的咨询室里以及在我的个人生活中众多的心理现象。

译者注:

5.《Hatfields & McCoys》,是由The History Channel于2012年在美国发行的一部电视迷你剧,共三集。两个西西里家族争执源自内战时期,Anse Hatfield和Randall McCoy本是要好的哥们儿,但不想后来生变,二人结下梁子,甚至引得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都不安宁,由此,这两大家族联手制造了美国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血腥争端。译者注。

  1. circumcision,割礼,作为犹太和穆斯林的宗教仪式的包皮环切术,在男性出生后八天对其施行。译者注。

本文是论文的第四部分,全文完。

感谢Allen老师对本文的发表授权,如需转载请联系我们。

译 者

郑 瑾

博士,密歇根大学

Ph.D. in Biostatistic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二级心理咨询师

上海如其是心理咨询工作室咨询师

SPEP2020级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