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罗伯特.史托罗楼（Robert Stolorow）是在两年前他的家里。我们一行三人，在参加于波士顿举行的IAPSP（国际精神分析自体心理学协会）学术年会之前，特意绕道洛杉矶去和他做一个访谈。目的是把这位精神分析主体间系统理论的创始人，介绍给中国的同行和学者。
我非常担心同他的访谈是否能顺利进行。当时主要顾虑的是他谈的内容，我是否能完全理解；同时有些焦虑他使用的语言，是否会非常的晦涩和抽象。但也有令我觉得神奇的地方，就是在读他的一篇学术论文时，我竟然热泪盈眶，这是以前几乎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我也非常好奇，这位在国际心理学界名声远扬的当代精神分析理论大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下了飞机，来不及倒时差，喝了两杯咖啡，就如约到了他的家里。第一次见面，还是有些忐忑和紧张。他的身材高大，但行动有困难，因为癌症的原因，刚做完背部的外科手术。说话有些吃力，但还算清晰。他的夫人也在家，热情地招待了我们。
做准备的时候，看过有关他的资料和介绍，在那天的访谈中，也部分地谈到了他的成长经历和个人历史。
他是在1942年11月4日，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的Pontiac市。他的家庭并非一个美国传统知识分子家庭，而是一个犹太人移民家庭。这方面的经历，我觉得和欧文.亚隆有类似的地方。
史托罗楼的爷爷Ben和奶奶Esther是犹太人，原本生活在乌克兰基辅，后来经巴黎，加拿大辗转移民到了美国。爷爷的姓氏原本是Stolurefsky，因为移民到英语国家，为了发音的方便，所以改为Stolorow。Ben曾经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参加过俄国沙皇的军队，那对一个犹太人来讲，是段不堪回首的辛酸往事。
史托罗楼非常羡慕爷爷和奶奶的浪漫和亲密，深受祖父母的影响。青少年时期，他就已经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出于对爷爷的尊重和敬爱，他还是参加了家族为他举行的犹太成年礼。但有些叛逆的是，他在成年礼上的发言，竟然是爱因斯坦是如何理解上帝的。
史托罗楼的父亲出生于加拿大，之后随父母搬家到印第安纳州的South Bend；后来定居在密歇根州的Pontiac，开起了停车场。曾有一度，Pontiac市的所有停车场，几乎都是他家的，所以他的父亲曾经被称为“密歇根停车场沙皇”。史托罗楼14岁时，就帮着父亲在停车场里待人泊车，那时他还没到可以考驾照的法律允许年龄。Pontiac 市本身就不是个大城市，他们的家还在城市的郊外，家门口一条很脏的路，路的两边都是庄稼地。
作为移民的第一代甚至第二代，都要为生存而挣扎
他父亲曾经学过法律，但是中途因为生计放弃了学业，这让父亲觉得终生遗憾，所以很希望他的下一代，能有学术方面的出息。于是史托罗楼在七年级时，被送到了有名的私立学校Cranbrook School，为以后升入名校做准备。据史托罗楼自己描述，他进入私立学校时觉得很自卑，以后到哈佛大学学习，仍然有同样的感觉；觉得和班里的同学相比，自己是个乡巴佬。
史托罗楼的求学之路充满探索和变化。
上本科的头两年半里，他是一名数学专业的学生；尽管公理集合论微积分和数理逻辑学的不错，但他觉得已经达到了自己数学能力的极限。此外,数学也似乎太远离现实生活，于是他转到了物理专业学了一阵子。因为同时选修了几门心理学课程，他又想从事精神病理学方面的科学研究，所以他又决定转去医学院学习。
但是，在医学院的精神病学课程令他大失所望，甚至到了厌恶的地步；所以只呆了五周，就离开了。
在这之后，他参加了一个由罗洛.梅讲授的课程，这激发起了他对哲学和心理学的强烈兴趣。
于是他决定去读心理学的研究生，想成为一名心理学研究员，他去了哈佛大学。但到了第二年，他又对心理学的学习和研究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当时他所学的大部分是实验心理学的内容，做实验，进行数学统计分析,得出些没有实际意义的结果，这令他非常的苦恼，于是他去拜访以前的大学哲学教授,Henry Aiken，他想在哈佛大学学习心理学的同时，去Brandeis进修他的第二个哲学博士学位,但是他被拒绝了，因此暂时放弃了这个想法。
第三年，史托罗楼去了马萨诸塞州精神健康中心开始临床实习，这是一个充满精神分析氛围的地方，他开始爱上了精神分析；所以决定去纽约进行精神分析训练，因为那时只有纽约的培训机构可以接受非医学背景的人参加学习。
在他实习结束后，他选择从事了两年的志愿者工作，Ralph Engle这位正统波士顿精神分析候选人同意免费督导他。大量与病人接触的临床实践，使得他积累了充分的经验；同时，也展露他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的潜能和才华。史托罗楼从此正式踏上了他作为心理治疗师和心理咨询理论研究者的职业生涯。
之后，他参与创立了纽约精神分析主体研究学院（Institute for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Subjectivity in New York City-IPSS）和洛杉矶当代精神分析学院（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ICP），作为这两个机构重要的学术成员和资深督导，展开了他对传统精神分析的“清理”工作。
从第一本书《Faces in a cloud》到最近的一本《Worlds of Experience》，还有大量的学术论文，开始建立并发展他的精神分析主体间系统论。1995年，他获得美国心理学会精神分析分部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他所开创的精神分析主体间系统理论，成为当代精神分析理论的翘楚，被越来越多的精神分析同行和学习者，做为新的学习和研究的方法论，对当代心理咨询治疗的发展起到了转折性的关键作用。
但他对哲学念念不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和精神分析结了婚，但哲学始终是他的情人，在他人生末期，他的愿望是出柜为一名哲学家。所以他在精神分析的研究和探索中，包含了大量的哲学视角和观点。从他发表出版于学生时代的第一篇论文—《从三个角度看焦虑和防御》，就可以看到他的所说的三个角度，即内在的，人际的和存在论的，就已经显示出了他的哲学倾向。
当1980年，海因兹.科胡特成立“自体心理学出版委员会”（Self Psychology Publications Committee），也就是今天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前身时，史托罗楼就作为创始成员参加了。他曾经是科胡特非常看好的后继者，私人关系也非常良好。科胡特一次在加州度假，史托罗楼前往拜访，科胡特拍着他的大腿说“鲍勃，你就是一位自体心理学家”，看到史托罗楼面露难色，科胡特又调侃道，“我尊重的你的选择，只是开个玩笑”。虽然在学术界，普遍将主体间系统理论看成是自体心理学的发展，但史托罗楼并不完全同意，尽管他自己也承认主体间系统理论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根植于自体心理学。
但史托罗楼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对自己所经历过的创伤的表达，这就是我在本文一开始谈到的让我热泪盈眶的部分。
他曾经在2003年9月写过这样一首诗：
Emily running
（Emily是史托罗楼和他现任妻子Julia 的孩子，他们于1994年结婚，一年后的6月3日，Emily出生）
My favorite time of day
is walking Emily to school in the morning.
We kiss as we leave our driveway
so other kids won’t see us.
If I’m lucky, we have a second kiss,
furtively, at the school-yard’s edge.
My insides beam as she turns from me
and runs to the building where her class is held,
blonde hair flowing,
backpack flapping,
my splendid, precious third-grader.
Slowly, almost imperceptibly,
a cloud begins to darken
my wide internal smile —
not grief, exactly, but a poignant sadness —
as her running points me back
to other partings
and toward other turnings
further down the road.
每天我最爱的时光，
是早晨走着送埃米莉去学校。
我们会在家门口的小路上相互亲吻一下，
这样其他的孩子就不会看到我们。
如果幸运的话，我们还会再次亲吻，
悄悄地，在校园的边上。
当她跑开时，我的内心充满喜悦，
她朝着上课的教学楼跑去，
金色的头发飞舞着，
背上的书包摇摆着，
我精彩的、挚爱的三年级小学生。
慢慢地，几乎察觉不到地，
一片阴云开始笼罩我的内心
使我心里的微笑变暗
不是悲痛，而是一种令人心酸的难过
她的奔跑把我带回到
过往的别离，
以及使我面对
即将不断到来的别离。
史托罗楼每天早晨跑步的时候，都会默念这首诗，就像一个必须的仪式。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直到2004年的圣诞节，在她现任的妻子Julia Schwartz的帮助下，他才彻底地理解了这首诗的含义；也帮他从多年的创伤状态下，走了出来。
1991年2月23日早晨，史托罗楼发现他的前任妻子Daphne Socarides Stolorow 已经在卧榻上没有了呼吸；在发现转移性肺癌的四周后，她去世了。史托罗楼精神世界的伴侣，学术上的知音，现实生活里的挚爱—Dede离开以后，史托罗楼的世界崩塌了，他觉得自己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在他最重要的著作《Contexts of being》出版的发布会上，当他拿起这本有部分章节是与Dede合著的书，兴奋地想要四下寻找他的爱人，要与她共同分享成功的喜悦时，他突然意识到她已经不在了；这又把他再一次带回到那个创伤的场景，再一次令他进入到一个崩塌的与众不同的世界。
Dede 去世后的许多年里，史托罗楼始终处于创伤状态。尽管后来遇到了现在的妻子Julia, 但还是对以往的丧失念念不忘。每到圣诞节来临，他都感到十分痛苦。因为Dede和他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假期，正是她病情加重的时期。之后每年圣诞节以及节日中每一次“圣诞快乐”的问候，都如针扎在心，他好像怎么也过不了心理上的这个坎儿。
直到2004年圣诞节的早晨，史托罗楼又一次要去晨跑，他突然觉得一个腿发麻，穿不上鞋了，在Julia的帮助下，一个场景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在Dede去世前，那个圣诞节假期的一个早晨，史托罗楼和Dede一起跑步，跑了一段路后，Dede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她停了下来，再也跑不动了。当时Dede正在进行肺癌的确诊过程中，并且她的病情日益严重，史托罗楼被当时那个场景吓住了……
Emily running，他每天跑步时都要默念的这首诗，题目本身就隐喻着他挚爱的女孩，要不停地奔跑，不要停下来，这样他们就还有机会在明天继续相见，继续亲吻，而不是永久的别离。
当Julia帮助他理解到这首诗的含义时，史托罗楼失声恸哭，多年积压的绝望情感一下子得到释放，终于找到了情感的连接和承载。那天早晨当他再次晨跑的时候，他重新找回了生命的活力和存在，在加州的蓝天下大步向前。
史托罗楼是为数不多的，依然在世的当代精神分析理论家和实践家，他的理论不仅限于心理治疗与精神病理学的发现，其实这个理论本身也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如今美国正在发生的动荡，其实是笛卡尔式的孤立主义走到极端之后，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表现。以史托罗楼为代表的一批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早已从现象学的理论高度，洞见了孤立主义带来的混乱。所以，出于一生对精神分析的热爱，他也致力于清理精神分析范畴中的孤立主义倾向。
非常荣幸能在这个时空里与他相遇，向他请教学习，接受他的督导。史托罗楼的故事还没有完，有关Emily后来的故事，有关Dede鲜为人知的故事，有关史托罗楼明年要出版的新书，以及他作为一个出柜后的哲学家后续故事，还有他进入到中国同行和广大学者视野以后的故事，将会一直续写，在今后的岁月中，让我们期待故事的完整和辉煌。